《抱朴子》是东晋葛洪所著道教典籍，成书于公元317年前后 [11]。全书分内外两篇，内篇20卷以炼丹养生、神仙方术为核心，提出金丹为“上品神药”，认为服食可固身延寿，强调修道需入名山以避俗尘 [1] [4]；外篇50卷以儒家思想为根基，主张德刑并重、崇教兴学，批判社会时弊并阐述文以载道的文学观 [8] [12]。
书中首次系统整合道家修仙理论与儒家治世理念，将玄学思辨与方技杂术结合，构建了早期道教“内修金丹、外济苍生”的理论框架 [1] [6]。葛洪提出“我命在我不在天”的修炼观，主张通过积德行善实现成仙理想，同时将丹药炼制与医术、导引等养生术结合，形成多元修行体系 [5]。其外篇政治思想强调简朴治国与人才选拔，呼应了魏晋乱世的社会需求
内容简介
《抱朴子》东晋葛洪所撰，分为内、外篇。今存“内篇”20篇，论述神仙、炼丹、符箓等事，“外篇”50篇，论述“时政得失，人事臧否”。“外篇”中《钧世》、《尚博》、《辞义》、《文行》等篇中还涉及有关于文学理论批评的内容。全书总结了魏晋以来的神仙家的理论，确立了道教神仙理论体系，并继承了魏伯阳的炼丹理论，集魏晋炼丹术之大成。
《内篇》和《外篇》
《抱朴子内篇》主要讲述神仙方药、鬼怪变化、养生延年，禳灾却病，属于道家（指神仙）。其内容可以具体概括为： 论述宇宙本体、论证神仙的确实存在、 论述金丹和仙药的制作方法及应用、讨论各种方术的学习应用、论述道经的各种书目，说明世人修炼的广泛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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抱朴子——葛洪的故事
《抱朴子外篇》则主要谈论社会上的各种事情，属于儒家的范畴，也显示了作者先神仙后儒教的思想发展轨迹。其内容可具体概括为：论人间得失，讥刺世俗，讲治民之法； 评世事臧否，主张藏器待时，克己思君； 论谏君主任贤能，爱民节欲，独掌权柄；论超俗出世，修身著书等。 总之，《抱朴子》将玄学与谶纬神学，方术与金丹、丹鼎与符、儒学与神仙统统纳为一体之中，从而确立了他的神仙理论体系。
葛洪提出了神仙必须积累善行，建立功德，慈善为怀。《抱朴子》中强调人不能单纯地从修炼方术入手，人生的抱负也不能仅仅是遁隐山林，要想真正修炼成仙还要建功立业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。主张在现实社会生活中获得精神解脱和炼得肉体飞升，既做到立时济世，又得超凡入圣。如他说：“上士得道于三军，中士得道于都市，下士得道于山林。”他认为修炼既可以保德致长生，也可以治世致太平。通过修炼还可以获得长生，身体不伤，是最大的孝道。
葛洪著述篇目和卷数如下:《抱朴子内篇》20卷，《抱朴子外篇》50卷，《神仙传》、《隐逸传》、《良吏传》、《集异传》各10卷，《移檄章表》30卷，《碑诔诗赋》100卷，《金匮药方》100卷，《抄经史百家言》310卷，《肘后备急方》4卷;此外尚有《抱朴子养生论》、《大丹问答》、《葛洪枕中记》、《稚川真人较正术》、《抱朴子神仙金沟经》、《葛稚川金本万灵论》以及托名刘歆撰的《西京杂记》等。以上著作大部分已亡佚。《正统道藏》和《万历续道藏》共收标名葛洪的著作13种，部分为后人误题或伪托，但大多确为葛洪所撰。
《抱朴子》卷数
《抱朴子外篇》的撰写时间与问世，均早于《抱朴子内篇》。
《道藏》将其两书刻在一处，并且在《内篇》之后，《外篇》之前，间隔一种《抱朴子别旨》。明人刻此书，从《道藏》中取出，总名为《抱朴子》。
据《晋书·葛洪传》可知，《抱朴子》内外篇原共有116篇。今本已非完帙，亡佚40余篇。严可均在《铁桥漫稿》《代继莲龛为抱朴子叙》中说:“今本仅《内篇》之十五六，《外篇》之十三四耳。”
《内篇》卷前有葛洪《序》，称《内篇》20卷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称《内篇》21卷，《音》1卷，入“道家”。《新唐书·经籍志·道家》称《内篇》10卷。《宋史·艺文志·杂家》称《内篇》20卷。《郡斋读书志》称《内篇》20卷。历代著录以20卷为多，《内篇》原当为20卷。《道藏》所收即为20卷，卷各一篇，共20篇。
《外篇》卷后有葛洪《自叙》，称著“《外篇》50卷”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称《外篇》30卷，入“杂家”。 《新唐书·经籍志·杂家》称《外篇》20卷。
《宋史·艺文志·杂家》称《外篇》50卷。晁公式《郡斋读书志》称《外篇》10卷。陈振孙《书录解题》曰:“《馆阁书目》有《外篇》50卷，未见。”纷纭错互，说法不一。《道藏》所收《外篇》为50卷，与自叙合。
《内篇》基本内容
葛洪因道书事多隐语，道士臆断妄说者众，故著是书“粗举长生之理”。《内篇》以玄、道，一为宇宙本体，论证神仙之存在。备述金丹、黄白、辟谷、服药、导引、隐沦、变化、服炁、存思、召神、符箓、乘跻、诸术。是书集汉晋金丹术之大成，并杂有医药、化学等方面知识。是研究我国古代道教史和科学技术史的重要资料。
《畅玄卷第一》论宇宙本体“玄”，认为“玄”为世界万物的始祖。要人“思玄道”，称得玄则长生。他的这一学说与魏晋玄学互为影响。
《论仙卷第二》论证神仙实有，大可成仙，驳斥人们对神仙的种种怀疑。
《对俗卷第三》继续论证神仙实有，举出动物长寿的例子和道理加以说明。还认为仙道与孝道相一致，求仙需积善去恶。该篇还著录了不少种古佚道书。
《金丹卷第四》论述金丹之道，认为金丹为仙道之极。该篇详细记录了炼制金丹的方法，包括盟约、结伴、祭神、药物、经典、名山、吉日等。篇中还记载了许多现已失传的炼丹著作。
《至理卷第五》论有无、形神关系，强调“气”的作用。该篇阐述医理，提倡崇尚良医，反对巫术迷信，指出道士应兼修医术，并记载了服药、行气、禁咒等法。
《微旨卷第六》认为浅见之徒不信成仙，不足为怪。述九丹金液为众术之主，及宝精受气、守身炼形、房中等术。强调修仙必须积善，有三尸、灶神察人善恶等。
《塞难卷第七》论述成仙皆由命中注定，凡人可以成仙。认为儒者是易中之难，道者是难中之易。动火成仙只能对中等以上人起作用，下愚之人不会相信。并引《龟甲文》曰“我命在我不在天，还丹成金亿万年。”
《释滞卷第八》认为佐时与轻举可以兼修，修仙不妨碍治国。并言宝精、行炁、服药为求仙之至要，不可专靠房中本。又认为对道书要加以选择。
《道意卷第九》论道为宇宙本体，道本无名。劝人修道而不要祭祷鬼神，斥责张角、李宽等淫祀妖邪、奸乱浅陋。
《明本卷第十》认为神仙先儒教后，黄老并不比尧舜周孔逊色。并且指出，上士得道于三军，中士得道于都市，下士得道于山林。
《仙药卷第十一》述各种仙药，包括五芝、云母、雄黄、玉、金、银、真珠、草木药、丹砂、松脂等。详述产地及采制、服用等方法，并证以神仙故事和传说。
《辨问卷第十二》论“圣人不必仙，仙人不必圣。”认为圣人不修仙，是命中无缘，不能因圣人不为，便说天下无仙。
《极言卷第十三》强调学仙必须求师。黄帝、老子、彭祖、安期等皆不死，均有师传。又说长生必须补损，养生在于以不伤力本。
《勤求卷第十四》论求真师、勤修炼。劝大要勤于求师，而且要慎择真师。
《杂应卷第十五》论述断谷、却寒、却热、服药、辟五兵、吞气、隐沦、去病、召神、乘跻、占卜、坚齿、变化、导引、聪耳、明目、登涉、辟疫、存思、符箓等方术。
《黄白卷第十六》述黄白术。认为天下事物均可变化，故黄金、白银可以烧炼而成。指出炼黄白必须师授口诀，必须择清洁之地。烧炼黄白不是为了致富，而是为了长生。该篇还详细介绍了几种黄白术。
《登涉卷第十七》述入山远游诸术。有辟鬼邪、蛇龙、毒魅、虎狼及入水诸法，包括服符呼箓、镜照苇挝、禁炁封印、遁甲择日、步虚诵咒、佩药服丸等。
《地真卷第十八》论金丹及守真一、守玄一之道。葛洪称“道起于一”，谓“一”有姓名服色，在三丹田之中。守一可以去邪，获得长生。
《遐览卷第十九》述道经书目。葛洪阅其师郑隐之藏书，著录备种道书神符凡260种。这些道书大部分己亡佚，唯赖此载可以略窥晋之前道书之梗概。
《祛惑卷第二十》论识别神仙之真假。强调要勘求明师，谨防庸师、假师，并举例说明。葛洪认为，只有通晓金丹术者才是真师。
《外篇》的基本内容
《外篇》言人事，以儒为宗，反映了葛洪儒教的思想。
《弭讼》等9篇论述时政得失，讥刺世俗，言治民之法。
《臣节》等7篇评人事臧否，主张藏器待时，克己思君。
《君道》等14篇谏君主任贤举能，爱民节欲，独掌权柄。
《勖学》、《崇教》两篇论超俗出世。
《交际》等5篇论修身。
《钧世》等7篇论文言著书之贵。
《诘鲍》篇主张有君。
《博喻》、《广譬》两篇皆替喻，重复诸篇思想。
《自叙》一篇殿后，乃自传体，亦为全书之序。
《外篇》论时政得失，托古刺今，讥评世俗，述治民之道，主张任贤举能，爱民节欲。《四库提要》谓其“辞旨辨博，饶有名理。”鲁迅赞其“论及晋末社会状态”。
《外篇》还阐述了进步的文学观，强调要注重思想内容和社会作用，主张立言必须有助于教化，同时提倡文章与德行并重。认为文学是发展的，今胜于古，既要反对唯古是尊，又要反对厚今薄古。强调文学批评要注意作者的风格、个性，要广录博收，反对偏嗜和浅尝。
葛洪在《抱朴子》一书之中，将玄学与道教纳为一体，将神学与道学纳为一体，将方术与金丹纳为一体，将丹鼎与符炁纳为一体，将儒学与仙学纳为一体，从而确立了道教的神仙理论体系。
唐密九秘
九字真言，出自东晋葛洪的《抱朴子内篇·登涉》，原文有两种说法。一种是“临兵斗者，皆阵列前行”；一种是“临兵斗者，皆数组前行”。唐密传入日本时，被误抄为“临、兵、斗、者、皆、阵、列、在、前”，而成为日本修验道之山伏所重视的咒法。
作者简介
葛洪的文学思想深受王充和陆机的影响，并有所发展。他要求文章发挥社会作用，移风易俗，讽谏过失。认为“立言者贵于助教，而不以偶俗集誉为高”（《应嘲》）。他反对贵古贱今，认为今胜于古，指出“且夫《尚书》者，政事之集也，然未若近代之优文诏策军书奏议之清富赡丽也。《毛诗》者，华彩之辞也，然不及《上林》、《羽猎》、《二京》、《三都》之汪?博富也”（《钧世》）。他认为文学风气当随时推移，指出“古者事事醇素,今则莫不雕饰,时移世改，理自然也”（《钧世》）。葛洪提倡文学创作要雕文饰辞，并主张德行与文章并重。他说：“文章之与德行，犹十尺之与一丈，谓之余事，未之前闻”。他还进而提出“本不必皆珍，末不必悉薄”（《尚博》）的论点，从而突破了儒家德本文末的思想藩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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